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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汉学家｜钟鸣旦：影响欧洲和中国之间相互理解的因素有哪些？

　　中新社深圳6月9日电 题：影响欧洲和中国之间相互理解的因素有哪些？

　　——专访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钟鸣旦

　　作者 崔白露 裴心语

　　日前，以“理解中国：人工智能时代的汉学研究”为主题的第九届世界汉学大会在深圳举行。该大会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汉学家齐聚，共商汉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发展之路。

　　与会期间，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围绕“自我与他者的相遇”这一哲学命题，结合其在中西方文化互动、文献考据及数字化领域的实践，阐释中欧文化交流的历史逻辑与当代路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主要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并提出“人是通过与他者的相遇以及随之发生的沟通而成为人的”。如何用这句话理解中欧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实？

　　钟鸣旦：这句话源于一个哲学前提。一些哲学家指出，自我的身份由他者塑造，人之所以为人，是通过与他者的相遇及随之发生的沟通而实现的。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这便是“因人成己”。

　　为解释这一点，我以摄影史的一例作为类比。过去，人们一直依赖他人，由他人告知何时微笑、如何摆姿势，而后通过他人拍摄的照片认识自己。大约15年前，有人发明了“自拍”技术。虽然它有很多优点，但也造成一种错觉，即人们不再需要“他人”为自己拍照。而摄影的本质特征在于以他者来认知自我身份。

　　同理，由他人塑造自我的过程，需要一种“互动”(interaction)和“居间性”(in-betweenness)。“间”(inter)这一概念对所有“相遇”至关重要。例如，中文里的“时间”“空间”“人间”等表述，均蕴含“间”的意涵。

　　我在此探讨的人际关系，同样适用于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文化间关系。书写文化史，不应仅关注其本身，更要重视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动。

　　文化间的历史，乃至一切历史，本质上都是自我与他者的相遇史。主体与客体间的互动形成一种“居间性”，每次相遇都可能孕育故事，而故事又能催生出文化创造：文献、图像、艺术品、建筑、礼仪、团体、概念。

　　就像此刻的相遇，我们在此相逢，而后你会写一篇文章转述，传递信息和照片，最终在“东西问”专栏呈现。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得以触及这些文化关联。书写历史的一种方式，正是尝试捕捉或感知那最初的相遇时刻。尤为重要的是，“东西问”文章并非“自我”的独白，而是你我之间的思想结晶。这正是实践中的文化间交流。

　　中新社记者：您强调“从边缘看文化”与“交错的文化史”具有意义。在新著《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中，您如何通过欧洲文献中的“邸报”案例，实践这一方法论？

　　钟鸣旦：研究中国文化时，“从边缘看文化”指的是通过中国周边各个文化区域留存的各类文字材料展开文化研究，反向观照和研究中国的传统与文化。

　　我致力于考察欧洲文献中关于邸报的记载，以及欧洲保存的中国邸报，发掘出中国本土及中文史料中未曾记载的新信息。其他学者也通过朝鲜史料开展过类似研究。

　　“交错的文化史”意为通过文本传播探寻文化间的关联。以邸报为例，我不仅考察了中国邸报在本土的传播，还关注其在欧洲的流布，特别是译介后的邸报如何被启蒙思想家接纳，并成为他们发展自身思想的镜像。

　　我的研究结论是，传教士对中国邸报的翻译，使欧洲读者得以接触到清代治国之术的相关知识，且这些知识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取。早在18世纪，中国邸报就已进入海外公众视野，其影响远超汉字文化圈的范畴。这比学界此前认知的时间要早得多。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影响欧洲和中国之间相互理解的因素有哪些？为增进理解，双方应作出哪些努力？

　　钟鸣旦：我认为需从三方面努力，这种想法也来自其他学者——先关心他人，再进行学习，最后连接历史。

　　关心第一。理解他人通常始于关注他人，并谦逊地学习他人的语言，无论它多么困难。欧洲人应更多地学习中文，而中国人也应学习更多欧洲语言——而非仅限英语。

　　互学互鉴。学习不仅是教给他人知识，还要向他人学习，寻找他者之美。在谈论人类共通性的基础上，谈论文化的独特性。汉学不仅是关于中国的学问，更是关于人性的学问。

　　连接历史。这需要与其他文化的具体的人建立联系，分享和书写历史，这就是“居间性”。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时，不应局限于人与人，还应包括信息流通层面。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中西方如何通过数字资源的交互实现交流？

　　钟鸣旦：数字技术存在诸多可能性，且能大幅提升研究效率和质量。对于我的研究而言，能在大量中文及其他文本中进行术语的数据库全文检索，这至关重要。

　　在我的研究领域，我与其他同事也为这一发展贡献了力量。我们开发了中文基督宗教文本数据库(CCT-Database)，该参考数据库收录了17至18世纪欧中文化交流的一手及二手资料，涵盖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各文化领域的文献，包含约1050种中文文献、4000种欧洲印刷文献等一手资料索引，以及超11000条二手资料索引。数据库是开放访问的，免费且无需注册。许多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也在使用该数据库。

　　中国在数字化、机器人化和自动化领域已处于世界前沿，不过在文化数字化方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对许多中国学者及研究中国的欧洲学者而言，文本资料至关重要，但有些中国文化的原始资料还较难获取。

　　因此，中国于2022年发布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非常及时，这份文件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优秀创新成果享誉海内外。

　　作为一名汉学家，我非常期待中国文化数字化的实现，尤其是历史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数字化建设，这能让五千年中华文明在数字化时代更好地共享。(完)

　　受访者简介：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史研究。著有《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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